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加快了建章立制的进程，可残酷的事实证明，许多问题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法律要从纸上的文字变成现实，看来还有一段漫漫长路。毕竟，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所谓制度建设其实也就是一种文化建设，制度法律的最终落实，有赖于制度法律执行者。而这些人素质的提高，又有赖于相关文化氛围的熏陶、培养。基于此，在当前廉政事业中，如何加大廉政文化的建设，在国民中尤其是在政府公务员中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感，至少与建章立制的工作同等重要。而廉政文化建设，除了与时俱进，本之于时代精神外，还应注意从古今中外吸收积极因素加以充实。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传统清官文化与当代廉政建设的角度作些探讨，冀有助于当代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入。 

一、清官文化的源流 

      清官源于何时，广而言之，自商秦以来，便有清官、赃官之别，在正史中，一般以“循吏”、“良吏”或“廉吏”称谓指代之。狭义地说，则是宋明以后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宋元以来民间文学或文化的产物。 

关于清官，古往今来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在二十四史中，所谓“清官”，通常指清闲显要之官。至于后世意义上的“清官”概念，直到《清史稿》中才跃然纸上。那么，怎么的官才能称为清官，或者说清官评定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般说来，清官的精神风貌可概括为四个字：清、正、廉、明。清，即澄澈的、洁净的。即知礼识仁，不为外物所迷惑。具体表现为严于律己，重视道德操守，关心民瘼，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这种品格的概括。正，即正直的、公正合理的。具体表现为不畏权贵，刚正不阿，伸张正义，浩然正气。廉，即廉洁的、节俭的。具体表现为廉洁奉公，不贪不占。明，即分辨、聪明的。具体表现为忠于职守，勤于职事，明辨是非。上述四方面缺一不可。其中，清是基础、核心，是清官首先必须具备的品格。否则，其他各种品格都无从谈起。廉是关键，它是清官最为显著的身份标记。正、明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廉而不正，即不敢坚持正义，不敢与贪污腐败作斗争，只知明哲保身，是为庸官；廉而不明，即不辨是非，行事断案糊里糊涂，是为昏官。当然，对于民众来讲，官员的政绩，即是否能够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是衡量的标准。简言之，指传统社会中那些严以自律，洁身自好，公正清廉，不畏强权而身受民间百姓爱戴的官吏。 

     按照上述标准，再翻开二十四史不难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并且名副其实的清官不过几十位。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其所著《夜航船》卷七“清廉类”中，也不过找出40位清官。物以稀为贵，况且这些清官也的确留下了不少感人的事迹。如北齐彭城王高攸自沧州召还，老百姓纷纷拿着食物欢送他，说：“您在沧州，只饮这里的水，从未尝过百姓的饭菜，今天我们谨献上粗茶淡饭。”高攸很感动，但也仅吃一口，不愿占百姓的便宜。又如隋朝赵轨在齐州做官，后入京，父老送别，说：“公清如水，请饮一杯水，以代替我们献筵。”赵轨愉快地一饮而尽。上世纪80年代，有一出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后拍成电影，轰动一时。徐九经是确有其人的。他在江南句容当县令，任满后调走，百姓恋恋不舍，说：“公幸训我!”徐九经答道： “唯俭与勤及忍这三个大字。”他曾经在大堂上画了一棵菜，上题“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徐九经走后，百姓将他画的菜刻在石上，并写下“俭、勤、忍”三字，称为“徐公三字经”。类似例子在中国古代社会不胜枚举。正是这些清官的出现，使得百姓在黑暗之际看到了希望。而百姓也将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救星，生存的希望，社会上流行着热情讴歌、赞颂清官的氛围。因此从主观愿望上百姓盼望清官的出现，指望他们为民作主。 

      不仅如此，在封建社会，吏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统治者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也愿意将一些品行与政绩突出的官员作为典型进行表彰，籍此来为官吏设立榜样，扭转官场风气。这一点统治者也是非常清楚的，如康熙皇帝就称赞名臣于成龙是“古今第一廉吏”，在给于成龙书写的碑文中写道：“朕读周官六计廉吏，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吏道厥唯廉重哉。朕用是观臣僚，有真能廉者，则委以重寄，赐以殊恩，所以示人臣之标准也。”康熙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将于成龙塑造成百官的楷模，让他人学习。 

      由于下层百姓的衷心企盼和官府的着力宣扬，使得宋明以来涌现出一大批身正行廉的清官。他们的思想品格、人格操守成为传统官员的楷模，他们除暴安良、造福一方的光辉事迹也在经过民间演绎夸张后广为传颂，清官成为了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化身。明清以来，地方都为造福一方的清官修筑庙宇进行祭祀，宣传清官品行与事迹的文艺作品也大行其道，如话本小说《包公案》、《刘公案》、《彭公案》、戏剧《铡美案》、《下陈州》在这些文艺作品中清官清正廉明，断案如神，叙事生动感人，使这些清官的形象在民间深入人心，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清官文化逐渐风行，家喻户晓起来。可以说，清官文化已成为我们传统文化文化的一部分。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行，一些高级官员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的贪污腐败行为逐渐浮出水面，令人触目惊心，对于全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触动。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这当然是社会主义法制尚不健全，还有许多漏洞给了这些人可乘之机。但对于老百姓而言，就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没有清官来遏制贪污腐败的发生。人们转而在潜意识中借古喻今，希望像古代清官一样的官员出现、大力整治贪官污吏，扭转社会风气。于是，小说、影视等文学作品便成为人们寄托理想的方式之一。一些电视连续剧如《少年包青天》、《宰相刘罗锅》、《李卫当官》、《天下粮仓》等热播，并成为老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而现代题材的《生死抉择》、《任长霞》、《焦裕禄》等影视作品也大量涌现。虽然这些影视作品多少都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夸张，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至少可以使群众表达自己的意愿，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得到心理上的满足。所以，清官剧之受欢迎，正是清官剧迎合了广大民众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渴盼，对贪污腐败等不正之风的憎恶，也是清官文化在中国百姓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体现。 

二、清官文化的是与非 

      清官文化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那片特殊的土壤中。中国远古社会在步入国家阶段时，原始的氏族血缘关系并没有充分瓦解，故而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其社会政治结构的最大特点便是“家国一体”或称“家国同构”（国即家的扩大，家不过是国的缩小），无论在政治统治还是社会交往中都特别强调宗法血缘关系、伦理道德。战国以后，随着三代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崩溃以及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纷纷进行变法，法家思想异军突起。正是在法家“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偏处西陲的秦国愈战愈强，最后扫灭关东六国，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只可惜，重视法治的秦王朝仅历两代便灭亡了，而重视伦理道德、倡导仁政的孔孟儒家学说得以重兴。到汉武帝时正式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家思想由显而隐，法治逐渐为人治或德治取而代之。由此，形成了专制皇权与儒家思想二位一体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清官文化的产生和长期存在，正是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产物。 

      对于中国传统清官文化的认识，近年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清官是人治的产物，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如著名的反腐败研究专家王春瑜教授就明确指出：“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清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百姓手中无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才会在绝望中盼救星，呼唤青天大老爷能爱民如子。然而，最好的清官仍然是老爷，最好的百姓不过是儿子。什么地方百姓大呼包青天之日，一定是他们已经被侮辱、被欺凌之时。清官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们绝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民主和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无需乞灵于清官。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是我们不懈的呼唤!”可谓不无道理。但还有一些人认为，清官比贪官还可恶，正是他们麻痹了百姓，维系了封建统治，将清官视为阻挡历史进步的绊脚石，这就未免过于偏激，它不仅否定了人在现实环境里的真实要求，而且也无形中也陷入了“制度万能”和历史幻想的误区。我们必须承认，不应该过分夸大清官在封建社会的积极作用，但不能因此而矫枉过正，否定清官的行为。清官，是行为符合当时律条，又很自觉的那些官吏。即使不谈清官的法律意识，只以人格论，他们的存在为百姓生存带来的益处也是不容忽视的。对整个专制体制的旧帐，不应算在清正廉洁的清官头上。 

      清官身处封建专制社会，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社会大环境下，官官相护，权大于法。所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贪官污吏们只手遮天，而民众的政治力量却极度薄弱，百姓们遭受苦难却申诉无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此情景之下，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盼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位体恤民情和为民作主的清官出现，以便获得“拯救”。而一些清官挺身而出，出污泥而不染，执政为民，顶着压力为百姓伸张正义。他们不贪不暴，为国为民，难道有罪吗？让百姓遭受贪官的压迫而忍受苦难，而为贪官的行为大声叫好是不恰当的。牺牲百姓的利益而换取所谓的社会“进步”，并不是正确的历史观念。 

      而从历史记载来看，许多清官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之下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清官们洁身自好、清正廉明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扭转了地方的不良风气，并为其他人作出了表率。如张衡不受贵重礼品就很好的净化了河间官场的风气。再如左宗棠雷厉风行的惩贪倡廉行为也对一些官员形成了威慑。而不畏权贵，则显示了邪不胜正的正义力量。如唐前期，武后企图利用刑狱来消灭异己政治力量，告密之风大行。因此酷吏如周兴、来俊臣受到宠信，他们乘机诬陷了许多无辜者。而当时的司刑丞徐有功不畏强暴、执法守正，从他手里解救了许多遭到诬陷的人。一心为民则减轻了统治者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缓解了百姓身上沉重地负担。抑制豪强地主也有利于调动劳苦大众的生产积极性。像战国时期的西门豹、西汉的赵广汉、东汉的董宣、宋代的包拯都为百姓带来了福祉。尽管清官的本意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但他们的行为客观上维护了百姓一部分利益，暂时地缓解了百姓的苦难。 

      通过以上所举的例证，我们不难看出，清官们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之下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人们渴望遇到清官，赞扬清官，歌颂清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清官文化正是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文明积淀所造就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和情感。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清官毫无疑问又是人治的产物，它是以制度缺陷为代价换来的。因此，“清官”的产生更多地是依赖道德对个人的感化，而非制度对官员的塑造和栽培。由于“清官”实质上是道德的化身，是“道德治国”而非“依法治国”的观念的产物，所以法治对于清官文化而言，是可有可无的从属物。相反，缺乏物质基础的意识形态至上论却易被其所认同。以近段时间出现的任长霞为例，在她上任之前，登封市社会治安非常混乱，流氓歹徒横行乡里，百姓喊冤叫屈之声不绝于耳，司法部门无所作为:一起强奸案拖了12年未破；一起伤害案拖了9年不了了之；几百名上访群众求告无门。只是在她上任之后，诸多问题才逐渐得到解决。试问，在她之前的诸位公安局长都是干什么吃的？县长、县委书记那里去了？她死了以后的登封市又怎么办？？ 

      确切的说，“清官”实际上不是为现实而存在的，是为信仰而存在的。清官是一种精神渴望，是一种理想。比如“包青天”，作为中国民间知名度最高的清官，已经与神鬼之类附和在一起，近乎完美的化身，与历史大相径庭。“南青天”海瑞，也更多是作为一种民间文学的形象。清官形像的异化，首先就说明了一点，大凡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清官”，其形象已经过了千百年的造神运动而被神化，只能作为信仰中的崇拜物，不能成为现实中的真实存在。从包公头顶的月牙儿，我们不难看出，老百姓眼里的清官，并非是一个人，而是一尊神。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约束和分立制衡的体制下，清官、好皇帝又有几个？没有健全的制度，就不能产生清官。即使产生了清官，其不过是专制体制下幻化了的“父母官”而已。在没有良好制度约束下的社会，清官文化只是怀有良好意愿的民众们一厢情愿直制造的一个美丽的泡沫罢了。 

      通过对清官文化的是与非的讨论，我们应该认识到清官文化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通过研究和宣传清官文化，可以使人们了解历史上的这些清官的光辉事迹，领会到清官的思想道德和人格魅力中蕴含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的一面。通过扩大对他们的宣传，激励更多的官员向他们学习，洁身自好，严以自律，树立责任感，对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提供思想道德方面的借鉴。 

      此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清官文化产生于民主法制并不健全的专制社会和人治社会。在集权体制下，百姓没有民主权利，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在遭到贪官污吏的欺压时，无力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万般无奈之际，只好将自己的身家命运寄托在一两个清官身上。所以，我们在宣传清官的同时，更要加强民主监督和法制建设，通过良好的法律制度来防患于未然。治理社会当然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清官，制度不可或缺，以为仅凭有道德的个人就可以建成和谐社会，是空想。然而“徒法不能自行”，“法”也要人来执行，法治社会，如果缺少为政者对道德的敬畏和实践，法律和制度会遭破坏。法治社会也无法避免贪官、昏官，与之相对必为清官，倘若公务人员都不去自觉做清官，法治建设的任务定会陷入无人完成的困境。社会走向法治无疑给清官生存、作为提供了良好的时空条件，却不会成为清官旋律的终止符。 

      总之，对于清官文化的态度是，既不能一味地全盘否定，由于清官所处时代的制度局限性而全面抹煞清官们的思想道德和人格方面的价值及对社会的教育意义；同时，也不能盲目地颂扬清官和神话清官，将清官文化庸俗化，而是认清清官产生的时代局限性，从根本制度上推进社会的民主与进步。 

三、清官文化与廉政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党风方面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反腐败面临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重大腐败案件在一些地方还时有发生，不正之风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还比较严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流行，许多官员法制意识淡薄，贪赃枉法，办事讲究“潜规则”。许多人把拉关系、走后门甚至行贿作为屡试不爽的法宝。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官员自身腐化堕落并不奇怪。令人费解的是一种弥散着腐败气息的消极文化现象却也沉渣泛起，甚嚣尘土，比如“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等等，而一些群众对腐败行为采取无奈、容忍和默许的态度，把腐败作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甚至存在羡慕腐败的灰暗心理。这种包含着扭曲社会价值观的不良社会风气已成为当前反腐倡廉斗争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这些都是我们进行廉政工作中面临的严峻问题。  

      产生这种现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廉政文化建设相对滞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前我国反腐败的艰难之处，在于缺少一种反腐倡廉的文化氛围。廉政文化滞后，不健康风气流行，有着历史、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深刻根源。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深厚的传统，官本位、重权轻法、特权观念等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仍然存在。一些传统观念，如礼尚往来、知恩必报、恋祖爱乡等，容易被人利用成为行贿受贿的借口。外来的一些思想观念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加强廉政文化的建设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种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和宣传活动，在社会上广泛培育廉洁意识，以形成崇廉、尚廉社会氛围的文化建设和廉政建设的工作。廉政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就是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的文化实践，以适应反腐倡廉教育的新要求，廉政文化建设包括廉政文化理论建设、廉政文化活动机制建设和廉政文化活动三个部分。廉政理论建设包括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和廉政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中外廉政史和廉政文化史研究、反腐倡廉理论建设等等。廉政文化活动机制建设要发挥“大宣教”格局作用，切实可行地解决好廉政文化活动开展的运作机制，保证廉政文化活动有组织、有序、有效地开展。廉政文化活动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廉政理论指导下开展廉政文化活动的具体实践。可以看出，在廉政文化建设中，许多方面都可以利用传统清官文化大做文章。 

      在廉政文化理论建设中，我们就需要了解中国传统的廉政文化，就是清官文化。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清官文化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古代有许多的典籍如四书五经中都包含着廉政的思想，要求人们洁身自好，立德修身，内圣外王。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涌现出了包拯、于谦、海瑞、于成龙等一大批清官廉吏，清官们不畏强权，两袖清风，身体力行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为民请命的高风亮节和光辉事迹为千百年来为民间广泛传颂，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而广为流传的历代清官廉吏的故事，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郭允礼“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等作为廉政文化名言，至今给人以激励和鼓舞。这些廉政思想、廉诗、廉文、廉事，许多内容被后代借鉴，形成了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纽带。时至今日，还具有相当的教育意义，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是新形势下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石，必须认真研究、充分利用，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所以说，古代清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可以为当代廉政文化理论建设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支持。 

      在廉政文化活动中，传统清官文化也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首先的着眼点在于教育和预防，这是治本之策。所以依靠思想道德教育和舆论宣传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对腐败现象人人喊打以及崇尚廉洁奉公、洁身自好的社会氛围，痛击消极文化现象，倡导廉政文化，以此来弘扬社会正气，进而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所以，通过多种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廉政文化活动也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清官，形成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清官文化。这些清官的廉政思想、廉政事迹、廉政言论都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做到古为今用。因此，我们可以充分运用现代媒体，组织报纸、电视、广播、互联网、图书，切实加大对古代清官的思想、事迹进行宣传。如许多电视剧就将古代的清官如包拯、狄仁杰、刘墉、李卫再次搬上舞台，加深了人民群众对古代清官的认识，了解了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使他们得到了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随着网络的普及，许多廉政网站也将古代清官的事迹和行为搬上了网页，加大宣传力度。一些单位还利用清官文化中的丰富素材，举办各种各样的展览。一些政府机关还组织出版与廉政有关的书籍。如2004年由宁波市鄞州区委编纂、由方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廉政文化丛书》，2005年由宁波市江北区纪委策划推出、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反腐败史话丛书》，都是在借鉴了中国古代清官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廉政事迹等内容编纂而成的。通过这些廉政文化活动使廉政文艺作品贴近大众，走进生活，塑造可亲可敬、可歌可泣的艺术形象，唱响反腐倡廉的主旋律和正气歌，使干部群众在享受文化、参与文化中受到感染、接受教育。 
      可以说，传统清官文化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内容丰富的廉政素材，是其宝贵的资料库。而在廉政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借鉴和应用传统清官文化中的合理因子将其运用到廉政文化建设中来。只要正确利用传统清官文化，加强清官文化的研究，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清官的清廉思想和事迹，弘扬清官文化中积极健康且符合时代精神的一面，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反贪倡廉的社会风气，促进廉政文化建设当是大有裨益的。